《47楼207》是我在教书和科研之余胡乱杂凑的一本游戏之书，成书的内缘外因，我已经在序言中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虽然说书中的许多文章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，我个人也颇有几分敝帚自珍，但我仍不过把它视为一种羞于出手的“非正品”，觉得作为一名北大教师，而且三十多岁了，写的书还是这个水平，“难见真的人”。可是书出版之后，居然一片褒扬之声，偶有几句批评，听着也非常善意。特别是这次与几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签名了一圈，所到之处，读者的热情和真率简直令我无法承受。每到大学演讲，三百人的礼堂往往要挤六百人，南昌大学的窗台上都站满了学生，他们的党委书记说这是90年代从未有过的盛况，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。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，我都深觉愧对那些赤诚的眼睛和渴望的面庞。我经常这样回答学生：我的书写得很一般，你们之所以这么喜欢，这么激动，你们甚至说你们的中学、大学都“白念了”，那不是因为我的书好，而是因为现在的好书太少。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，应该向读者深深地道歉。
然而使我渐渐不安的是，许多读者大概受此书的“包装”影响，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“幽默”问题上。经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，褒也幽默，贬也幽默。进而认为书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，不幽默的就是“水分”。近日各地报刊约稿，也指定要“幽默文章”。我一生最大弱点，就是不愿拂人之意。可是我幽幽地默默地想了几天之后，终于决定还是把自己并不幽默这个隐私公布出来，起码要说明我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想象的那种“幽默的人”，这样，我就不至于幽默的牙掉了，硬往不幽默的肚子里咽了。
首先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。我脾气不好，感情冲动，遇事认真，宁死不屈。我从小就因顶撞父母经常挨打，结婚后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，经常恶意挖苦，把对别人太太的蔑视和仇恨发泄到自己婆姨身上。对刚刚三岁的儿子不是呵斥就是打骂，其实他不过是《三字经》背得慢一点而已。打完了还要问：“你说爸爸为什么要打你？”儿子挥泪答道：“养不教，父之过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”在社会上，我疾恶如仇，经常跟售货员、售票员吵架，帮助弱者报复强者，帮助警察抓坏人，谁要骗我的稿费，我就琢磨着是砸他家的窗户还是直接砸他的脑袋。
在工作上，我因为从小营养不良，智商不高，一直靠刻苦勤奋来“比学赶帮超”。我现在的工作是文学研究，我一向视文学为很庄严很高尚的事情，从未存过游戏文学的下流心理，连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人我都为之惋惜，常劝他们走出象牙之塔，投身改革洪流。我自己写的文字，一向以有立场、有个性自负，所谓的“幽默”，不过是一种“修辞”手段，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，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，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，总之一定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东西，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。我自认为最好的文章，并非那些“幽默”之作。孔子曰：“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”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“幽默”去知味，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，看到我的严肃，我的认真，我的固执，我的迂腐，我的愤激，我的忧伤，总之是看到我的“不幽默”。我这样说，并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艺术价值，而是希望读者不要买椟还珠，看看盒子还算漂亮，最好再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珠宝还是魔鬼。就比如写学校生活的那几篇文章，并不是我为了逗乐瞎编出来的，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记录，连细节都是真实的，我的老同学们读了都非常感动，还给我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。我写它们无非是怀念一种东西，弘扬一种东西，这同时当然就意味着拒斥某种东西，批判某种东西。到处都有读者问“毛嘉现在在哪儿？”“头猛现在干什么？”如果没有严肃和纯真在里面，我想再逗乐的“幽默”也会过目便忘的。
有些评论把我和钱钟书，和马克·吐温比，这些善意的比较实在是害我，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后嘲骂和暗中怀恨。其实我是比不了他们的。我最敬仰鲁迅的文字，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。钱钟书的博学和机智也是我学不到的，但他的幽默在立场问题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，我不想学他老人家。至于林语堂，梁实秋，我坦白地说一句：不喜欢。我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，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，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并不幽默的、让人落泪的《骆驼祥子》。还有活着的王蒙和王朔，他们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。立志幽默的人，往往容易成为别人幽默的对象。所以我立志要严肃，非常“幽默”的严肃。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，牛虻捂着伤口说：小伙子，沉着点，瞄准了打。你认为这是幽默吗？朋友，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“不幽默”吧，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，在“严肃”与“幽默”之间，自由地翱翔。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，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：
我不幽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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